莫言获奖的意义就是在于对他的认同度比较大，少数人的异议仅是停留在个体文学品味之争，托尔斯泰还不喜欢莎士比亚呢，但这不代表什么，只能说明个人趣味。

　　对文学动机论的分析往往是自欺欺人，我们往往只能看文本和作品，你说李白写诗为什么？和责任有关系？其实和商业、求官也没有什么关系。

　　王蒙

　　要向大众普及中国的历史文化，王蒙无论从身份还是学识,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他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国内开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创作先河，倡导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他喜欢上网，热爱一切新生事物，和蔼风趣。

　　对于中国文化的现状，他有深刻的观察和见解。其中包括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与对立，作家境遇与文学成就，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化形态,等等。

　　他的新作《中国天机》揭示了他自己作为百姓和领导所亲历的政治生活。据说，明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他的文集，45卷，1500万字，“用四轮的拉杆车才能搬得回去。”

　　昨日，年近八旬的王蒙在中山市作题为“中华文化与全民修身”的演讲，在接受记者采访中，他的眼神时不时严肃起来，又倏然绽放笑容，话语中不乏调侃，却满是思想之光。

　　南方日报记者 陈祥蕉 见习记者 钟 琳

　　谈文人娱乐化

　　把政治见闻和经历写出来

　　南方日报：近日因于丹在北大演讲时被哄下台等事件，有网友评论现在中国文人娱乐化很厉害，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蒙：我不太了解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这么多，有着各式各样的情况。我们评价一个知识分子，一般来说是看他所做事情的好坏，而不是看他没有做的事情。不然我们的批评会漫无边际到说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去收复钓鱼岛、抗震救灾，等等。我们对知识分子不满足的心态也是非常正常，但是客观、平心静气地去审视他们所做的事情，意义会更大。

　　南方日报：你写《中国天机》这部书的时候是不是想对中国的现实发声？

　　王蒙：我曾深深地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但是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创作文学作品。我曾看到媒体上的一些人对我的一些经历作出说明，于是我想，与其让别人为我说明，还不如我自己来说。更何况我也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所以就写了这本书，把我自己的政治见闻和经历写出来。

　　南方日报：有人对写作目的有着泾渭分明的划分，要么为市场，要么为责任。不少读者质疑作家没有做到应有的担当。

　　王蒙：这是一个微妙的分类，为商业和为责任而写，这看上去清晰，实则不是。比如说曹雪芹写《红楼梦》，他肯定不是为了商业而写，当时既没有版权、更别谈挣稿费，更没有奖金。如果说他是为责任而写，那就更不可能，他写《红楼梦》有什么责任？其实只是抒发自己的感受，消除苦闷。我觉得对文学动机论的分析往往是自欺欺人，我们往往只能看文本和作品，你说李白写诗为什么？和责任有关系？其实和商业、求官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对他都不会有直接的帮助。有时候表面上对作家创作动机的归类，不一定靠谱。

　　南方日报：你对自己哪部作品最满意？

　　王蒙：这个很难说，因为有的作品是当时满意。而我又写得太多，我觉得最愚蠢的事就是为自己的作品分个三六九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地步。明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会出版我的文集，45卷，1500万字，用四个轮的拉杆车才能搬得回去，1500万字里面让我挑出15万最好的，我怎么也不干。

　　谈文化迷茫期

　　传统文化中有些被长期忽略

　　南方日报：这次你演讲的主题是“中华文化与全民修身”，你所讲的“修身”跟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有什么区别？

　　王蒙：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强调把道德放在首位，道德的修炼是需要每个人自己下功夫的，克制自己心中的恶，挖掘善的力量。

　　但是现在修身和宋儒时期的修身是不一样的，方法也不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强调社会实践，提倡公共利益，打坐、诵读这种行为已经不合时宜了。我觉得当下谈修身，必须和学习这个态度分不开的，实际上是对精神能力的培养，对精神空间的扩大，对精神境界的提升，也是对精神生活的丰满。

　　学习就不仅仅只是对传统文化复兴这么简单了，修身这个词和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但它的内涵和容量不只是复古和背诵，涵盖面很广泛。

　　南方日报：有人认为现在整个社会似乎走进了文化迷茫期，有的提倡向传统文化寻找智慧，而有的说当前的现代性还没有完成。你怎么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蒙：我觉得我们不可以把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世界先进文化的汲取对立起来。这个传统文化代表一种更广泛、更深厚的精神资源，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些被我们长期以来忽略的东西。

　　有的人就会持一种观点，五四运动的时候激烈批评甚至推翻传统文化，所以现在有人认为五四搞错了。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五四，就没有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思想和新的文化。我所设想的就是充分弘扬传统文化中美好的东西，同样也热烈地汲取全世界的一切优秀美好的东西。

　　谈诺贝尔文学奖

　　我已经越来越不可能获这个奖

　　南方日报：莫言近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也曾被7次提名。听说你曾经不太配合参选这个奖项。

　　王蒙：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重要的奖，但始终代表以欧洲为中心的强势文化。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对这个奖项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很羡慕这个奖，并希望得到，不希望自己被忽略。但是，它背后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价值系统，这是一种和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我当然希望获得这个奖项，但非常明显的是，这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

　　南方日报：撇开个人趣味的争辩，你怎么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意义？

　　王蒙：关于喜不喜欢莫言作品的争论非常正常，但是应该说，更正常的是莫言的写作确实有他独特的成绩。他写人对世界的各种感觉很敏锐细致，想象力很丰富，敢于突破一些禁区。他的写作总体来说非常放得开，30多年一直保持着旺盛、甚至是井喷的写作状态，笔耕不辍。

　　南方日报：莫言的获奖是不是揭示了你所说的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沟通？

　　王蒙：从莫言的获奖我们可以看到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贡献，他的写作把所谓的第三世界，即欧洲主流文化眼中观察的那个“他者”的经验魔幻化、神秘化，把和西方中心、基督教价值不一样并被其话语遮蔽下的种种差别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欧洲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化之间会有非常多的摩擦，有很多隔膜，但都有沟通的愿望。

　　诺贝尔文学奖，奖励过埃及、日本、印度、尼日利亚的作家，这就可以看出这个奖项的深层还是藏着沟通的愿望，而我们也有这种被承认和被推崇的希冀，当然有时候这种愿望收获的成果并不是我们所设想的，不但沟通没有达成，反而造成更大的距离，冲突也就更大。但莫言这次获奖的意义就是在于对他的认同度比较大，少数人的异议仅是停留在个体文学品味之争，托尔斯泰还不喜欢莎士比亚呢，但这不代表什么，只能说明个人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