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到汉文字乃“天象所垂，河洛所吐”，到魏晋时期要求笔画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竖如“万岁枯藤”，书家无不充满对“雄浑”审美的钟情与推崇。“雄浑”作为审美范畴走进书法艺术，得益于民族传统心理对艺术的辐射、引领和干预，因为任何一种审美思潮都会打上民族心理的深深烙印。

　　民族惧悚心理，奠定“雄浑”审美形成基础

　　面对电闪雷鸣、洪水猛兽、疫情疾苦等极端力量，先民心存惧悚与惊恐，这种心理从遥远得渺茫难测的洪荒时代就已产生。但从制作“第一把石刀”“第一个陶器”“第一个图腾”，人类就已开始排解、抗衡这种极端的异己力量。当人们无法抵挡、匹敌之时，便产生尊重恐怖与怪异的行为，企图以恐怖来反击恐怖，祈求自身平安康宁，这正是早期艺术中多出现丑恶凶残形象的主要原因。西安半坡村新石器中期仰韶遗址出土的鱼陶器上，鱼造型圆目、巨口、露齿、扬鳍，面目可憎；先秦青铜器上的饕餮形象，个个狰狞粗犷，强悍丑陋；其他艺术如舞蹈、诗歌等，不乏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负面形象。以难言的粗野力量、神秘的狰狞形象来唤发震憾，来克服惧悚心理，正是“雄浑”审美诞生的前奏。

　　基于这一民族心理和艺术渊源，早期书法弥漫着狂飙式的雄浑之风。诸如北魏碑刻，人们尽管评之“乱头粗服”“家鸡野雉”“草里惊蛇”，但又无不赞叹其强劲霸悍、刚烈浑厚的雄浑内质，正如清叶昌炽评北魏《鞠彦云》《吴高黎》两墓志时说：“寥寥短碣，森如利剑，可割犀象。”就是在南方古吴中一带，也有如《天发神谶碑》（亦称《天玺纪功碑》）等碑刻，其书体怪异莫明，张牙舞爪，南宋姜夔谓为“符书”，清郭宗昌讥为“牛鬼蛇神”，但这神秘形貌又透出无法让人抗拒的雄浑之气，森森然如武库之戈戟，凌然角锐而令人不可侵犯，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对此一语中的：“予观其书，方折盘旋以隶笔而行篆体，戈长剑利中实乃弓燥手柔。”

　　民族征服心理，充实“雄浑”审美主体内容

　　先民在感受自然威力也在享受自然壮丽、生命美好，为占有并享受这种壮丽美好，开始产生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回溯上古神话世界，篇篇充满征服自然的豪迈与超越，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后羿弯弓射日、精卫含木填海，可以说，“征服”心理在上古年代已经成为民族的审美气质，原始的血性、强悍始终亢阳鼓荡、血脉偾张。

　　艺术审美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感性需要和心里体验，一定程度上追逐着人们的心理而获得自身的丰富和发展，包括自我意识、生活情趣、价值观念等等，构成艺术审美的本质内容。所以，与其说心理体验助推艺术审美，还不如说艺术审美来源于心理体验，当然这里并不否定艺术审美还来源于世界客观规律、社会普遍认知、传统思维习惯、时代发展际遇等。而这里强调的是，民族征服心理引导着人们追求空间高远、追求力量强劲、追求气势磅礴，这确实是“雄浑”审美的形成而且构成其主旋律的重要动因。唐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雄浑》所说“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既是对“雄浑”审美概念的概括，也是对民族征服心理表象的最好阐释。

　　“雄浑”一旦占据艺术审美的高位，必然有力促进书法艺术的嬗变与演进。汉代书法与前代相比，特别注重“力”和“势”的注入，正缘于此。王充在《论衡》特别提到壮士之力与笔墨之力，提出两者均须“扛鼎揭旗”，刘勰《文心雕龙》在“风骨”中极力推崇笔墨之力，认为艺术应该如鹰隼展翅、翰飞戾天那样“骨劲气猛”。同时“势”也摆上书法追求日程，书家开始对笔势、体势提出多种要求，如汉蔡邕《九势》就强调“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以此说明书法并不是笔画线条简单拼凑，而是有着“雄浑”审美的那种一气贯通、淋漓尽致。

　　民族内省心理，完善“雄浑”审美框架体系

　　在同自然抗争与征服过程中，先民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实现天人合一、同生共荣，《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将自然与人完全等同化、一体化。作为主体的人自身也是一个小宇宙、小自然，也必须不断改造、调适、充盈，这就形成了民族特有的内省心理。《论语》中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晋傅玄《傅子》中说：“君子内省其身，怒不乱德，喜不乱义也。”而内省的目的，是培养浩然正气，走向纯洁崇高。是富贵不能淫，而不是屈服于权威；是返朴归真的旷达天放，而不是拘于物限的行止有束。这种内省出的自由逍遥、万物同化、高洁无比的理想人格，体现在艺术审美中，高度切合“雄浑”要素与内蕴。“雄浑”审美将人格的伟大高尚纳入囊中、收归己用，作为内涵一部分就显得十分妥帖，名正而言顺。至此，“雄浑”审美架构经过由反到正、由外到内不断完善补益已构建完成。

　　事实也是如此，史上优秀书法凡冠以“雄浑”风格，其书家一定胸襟宽敞，心宅爽洁；相反，尽管有些书法出类拔萃、卓荤不凡，但因书家人品低俗、狗营苟蝇，终不为世所认。秦刻石小篆雄浑天放为世景仰，其背后与秦始皇雄才大略、尽兼六国的壮志密不可分，与丞相李斯精于文学、治国有术的杰出才能彼此相连。《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 ，就尤如秦始皇、李斯等正襟危坐、肃穆庄严、目空一切的威严形象。对此，清杨守敬《学书迩言》有所总结，他认为学书者不仅要有天分，还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还要学富，学富才能胸罗万有，书卷之气溢满字里行间。“雄浑”自觉含纳人品的审美意义正在于此。（文嵇绍玉）